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容易陷入建设“排行榜中的一流大学”中,而这些排行榜多来自国际商业机构。
我国高校的部分科研项目研究的是西方问题,部分课程使用的也是国外教材,对本国问题甚少涉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举例说,从前人们对教育强国的理解,对标的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逐渐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国的教育强国之路该怎么走?时代又对它提出了哪些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久前,作为第60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的主题会议之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大会在青岛召开。会上,专家学者对“教育强国”展开了讨论。
服务型大学建设要加速
即便是工程教育这样具有国际认证的学科体系,也因为其理论是舶来品,在实践中有“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叶民举例说,比如我国关心工程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关注教育与产业的匹配,而西方则更多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工程教育。
事实上,“我们要建的不是第二个美国‘哈佛’,而是第一个‘北大’;不是第二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而是第一个‘清华’。”黄宝印说。
“厚此薄彼”从来不是教育强国真正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是时代的呼声。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看来,教育强国包括两方面——教育如何使我强,即教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和贡献度;教育如何比人强,即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建设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制度。具体而言,在于教育满意度好不好、教育贡献大不大、教育质量高不高、教育国际影响力强不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表示,教育强国中的“强”是动词,而非形容词,建设的步伐仍在进行中。
通过与美国、加拿大等8国高等教育的比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总体指标在上升,但仍处于相对偏低的位置。
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刘小强认为,“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经济现象。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没有一流的产业体系。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服务型大学。但我国高校是否真的‘服务’到位,仍然值得思索。”
高教协同要进一步深入
那么,建设教育强国发力的方向在哪儿?人才培养中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新领域、新赛道。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高校的科技力量强。助推新赛道的发展,高校的责任要发生变化,从‘帮忙’到‘职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陆亭表示。
新兴产业的诞生来自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根本上来自于科技与人才。面对“新”,如果再用传统的标准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势必会遇到各种“不适应”。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北京中考将考试范围缩减至6门,化学、生物等已不在必考范围,按“不考等于不学”的逻辑,中考胜出的往往是以文科见长的学生,这对后续理工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造成了很大干扰。
工程教育的改革是我国规模最大、最有深度的改革之一。工程专业学生占我国学生总数的1/3,工科专业也占我国专业总数的1/3,“事实上,没有理科做基础,工科会后劲不足。而工程教育不强,高等教育很难说能强到哪儿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姜嘉乐说。
工程教育遇到的问题更加集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指出,我国教育过多强调理论知识,忽视默会知识。这引发了一个企业普遍诟病的问题——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上手工作,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杨颉指出,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工科教材远远落后于现实。“作为学院主要负责人,我曾遭校友调侃——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解决未来的问题,如何求解?”工程需要严谨、扎实的精神。其与面向未来的大胆创新精神之间该如何协调?信息化对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很多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人才培养又该如何转变?
显然,中国高校遇到的很多问题,不能走外国的路子,也无路可走。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高校与中小学,以及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协同,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从纵向维度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纵向贯通,加强顶层设计,推动高校与中小学协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学制过长,不同学段知识重复现象严重,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效益不高。从横向维度看,高等教育建设需要横向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他说。
高等教育体系效率要提高
“为什么在相同时间里,有些人学得快,有些人学得慢?学生修了国外中学的先修课后,对应课程在大学可免修,所以国外大学生两三年就能毕业,为什么国内高校做不到?”朱高峰对人才培养的效率提出疑惑。
在他看来,如今国内高校大学生的学习不是加快步伐,而是各方面都在“推迟”,推迟毕业、推迟就业。换句话说,“我们想尽办法,却在不断降低效率,而非提高效率”。
一个高效率的高等教育体系意味着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告诉《中国科学报》,从学生视角看,此类体系应能让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学有所为、学有所得。
从高校视角看,此类体系应能让高校紧贴产业发展需求,解决好学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科学研究能有效促进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社会视角看,此类体系应能科学平衡“政府”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鼓励并促进高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体系的效率?并非是简单压缩在学时长。
在卢晓东看来,当下我们要注意三个动词。一是适应,整个教育系统都存在适不适应、如何适应的问题;二是重新混合,它是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背后的哲学基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明确挑战;三是涌现。“地下水能够涌出来,最重要的特征是流动。国际上的流动、国内高校之间的流动、高校与实践场所之间的流动更应该被强调。”
他进一步指出,如今,部分国内高校大力倡导的本博贯通阻碍了校际、国际流动,需要有区别地加以控制。本科生毕业论文在精英化时代是必修项,如今更应改成选修,并规定只有学有余力、有重要研究目标的学生才能选择。相应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抽检工作也应尽快叫停。“给教育释放更多空间。否则,促进质变的过程将会相当艰难。”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2023年11月14日第4版,详情请点击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3/11/377076.shtm?id=377076